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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

第七届中国对联甘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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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钟云舫联稿第一联《吊鲍武襄》，试从清代至民国刊行问世的正史、稗史、笔记、札记之中搜寻线索，论述晚清湘军名将鲍超的谥号何以会由“忠壮”变成“武襄”；并结合钟云舫与鲍超的生平，分析钟云舫何以将自己《振振堂联稿》的开篇之作定为《吊鲍武襄》。

关键词：钟云舫；鲍超；武襄；刘铭传；薛福成

参考文献：《清史稿》《庸盦海外文编》《庸盦笔记》《见闻琐录》《清稗类钞》《异辞录》等

致谢：俞劭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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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著名联家，重庆江津人钟云舫（1847—1911）在他的《振振堂联稿》中的第一联，题为《吊鲍武襄》。通常而言，一部自选文集的开卷之作是颇有讲究的，它往往是作者平生得意之力作。以常理度之，作为“长联圣手”的钟氏对自己平生最长的作品、长达一千六百余字的《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理应是自觉最有份量、最为特殊、也最为得意的，然而此联的排位顺序屈居第二。

《吊鲍武襄》之吊，古作“弔”。此字多义，而在楹联这一特殊文体之中，它多表示哀挽之义；而以此字开头之联题，则多为挽联。这部凝聚着钟云舫一生心血的联稿，何以会用一副挽联作为开篇之作？而联题中的“鲍武襄”又是何人？此公于钟氏而言，有何干系，又有何特殊意义？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钟氏把这副挽联作为开卷之作？

笔者一一试析如下。

在这副挽联之前，钟氏有如此一段序言：“此公于我风马牛不相及也，因久系南冠，与个中人谈及此公当日，身没未久，其子亦被祸久拘，故籍此酒杯消予块垒，不然吹绉一池春水，干卿何事也。”第一句话即交代清楚他与这位“鲍武襄”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既然毫无干系，他又何以如此看重此人此联？钟氏自谓“因久系南冠”。南冠，乃囚犯之代称，如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钟氏曾因被人构陷，羁押于成都待质所达两年之久，故用此典。块垒，喻胸中郁结之气，多指愁苦愤懑之情，此处即谓他被人构陷之冤情郁积在胸，无可消除。“吹绉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则出自一个文坛掌故。南唐中主李璟问他的宰相冯延巳：“'吹绉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君主以臣子《谒金门》里的名句来打趣臣子。冯相答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这个回答甚为巧妙，意思是既然“吹绉一池春水”不干我事，那“小楼吹彻玉笙寒”又干你甚事？冯所用之句，正是李璟《摊破浣溪沙》里的名句，故此语一出，二人相视而笑。钟氏在序言中用此故实，意思便很清楚了：不干你鲍武襄之事，不过是借《吊鲍武襄》之联一浇胸中郁积之气罢了。

鲍武襄者，以钟云舫联语而断，定是鲍超（1828—1886）无疑。其人乃晚清湘军中的四川籍名将，战功赫赫，勋名赫赫，钟云舫在联语中已有大量褒扬之语，不赘。然而此处有个极大的疑问，鲍超死后朝廷所赠谥号乃“忠壮”（《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六》），而非“武襄”。

“武襄”这个谥号，大抵可以理解为以武力为巩固王朝统治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是武将之中等级很高的美谥。清承明制，定谥属礼部，谥法中对“襄”的定义有二，其一，“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义。”其二，“甲胄有劳曰襄。亟征伐。”

历史上被谥“武襄”者，以宋明两代较为集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北宋名将狄青；其次乃明代抗倭名将、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的俞大猷，又有明宪宗赐谥的朱谦；其余尚有几位姓杨的武襄声名均不甚显，如靖康之难时绝食而死的武状元杨友，明英宗朝戍边的大将杨洪，思宗朝的太傅杨肇基等。

有清一代获谥“武襄”者，仅三位而已：冷格里（《清史稿·列传十四》）、卓布泰（《清史稿·列传二十三》）、鄂克逊（《清史稿·列传四十五》）。冷格里是从小便跟着太祖努尔哈赤、后来又跟着太宗皇太极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于满清入关后的顺治朝追谥武襄；卓布泰乃鳌拜之兄，太宗朝大将，入关后讨李自成、攻打云贵直至越南，后因鳌拜事被夺世职，于康熙十七年卒，谥武襄；鄂克逊在康熙年间平吴三桂之乱时立有大功，活到了八十八岁，至雍正七年方卒，谥武襄。可以看出，这三位都是在清朝开国定江山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满人，顺治、康熙、雍正，每朝仅谥“武襄”一人，且仅限满人。自雍正七年直至宣统年间的二百年里，再未有过，可见此谥之尊荣。

而与鲍超同时代的湘系人物之中，得能获“襄”字美谥的，唯有二人：一为湘军将士称之为“季帅”的左宗棠，得谥“文襄”；二为曾国藩九弟、湘军中被称为“九帅”的曾国荃，得谥“忠襄”。鲍超是无法跟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相提并论的，人家是“帅”，他只是“将”；武功也摆在那里，前者收复新疆，后者收复天京，皆符合谥法定义的标准。鲍超的身份地位、功勋战绩是不可能得到“襄”字美谥的，更不可能得到“武襄”。那么钟氏为何称其为“鲍武襄”？在钟氏之前，有没有人也如此称呼？

有。晚清时期的思想家兼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

薛福成字叔耘，比鲍超小十岁，“鲍武襄”三字，最早便出自于他的笔记。先梳理一下薛鲍二人的生平简历：1838年，薛福成出生于无锡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薛湘为道光廿五年进士，擅长八股，其文人称“薛调”，颇负盛名。1858年，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20岁的薛福成得中秀才；其时30岁的鲍超在湘军中已是身经百战、威名赫赫。1865年，27岁的薛福成进入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幕府；其时鲍超回乡葬亲，次年即发生尹隆河之战，此战于鲍超至关紧要，且先按下不表。1872年，34岁的薛福成因曾国藩去世，离开曾府欲投北洋李鸿章幕未果，时薛为五品候补同知；同年鲍超已在家乡奉节捐资修葺好因前年特大洪水而损毁的文峰塔等古建。1874年，薛福成36岁时，同治帝病故，光绪帝登基，薛应诏陈言，上“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 在朝在野皆影响极大，薛至此一夜成名，时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延其入幕；其时鲍超仍赋闲于家乡奉节，无所作为。1880年，42岁的薛福成闻知朝廷欲用现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司长，知此事万不可为，遂献计于李鸿章，并起草上书朝廷，终使中国的海防大权不致落入外人之手；而此时，52岁的鲍超也结束长达14年的赋闲生涯，奉命复出任湖南提督，募兵一万四千人驻防直隶乐亭，不久便即裁军，鲍亦归；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其时薛福成被朝廷实授为四品宁绍台道，治宁波府，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次年，47岁的薛福成和57岁的鲍超都出现在中法战争战场的前线，只是前者在浙江，后者在云南：薛福成在其负责的位于宁波的海防营务处，通过种种措施提高了浙江的防务水平，并配合巡抚刘秉璋取得了镇海口海战的胜利；而此时的鲍超虽已年老多病，仍奉旨即行，星夜调集旧部、招募兵勇，驰奔云南，驻守于云南马白关外，后清廷与法国议和，旋即撤防，鲍超愤愤不已，于次年病故。后数年，薛福成以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大臣，归来后不数日亦病亡。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薛鲍二人的生命轨迹虽未产生交集，更谈不上有何交情，然而薛氏所处的位置偏偏又决定了他笔记的重要性：七年曾幕，十年李幕，东主皆是当时中国最为显赫、一时无二的权臣，他更是直接参与了中法战争且出使四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历练和识见，同时代的或许只有郭嵩焘、曾纪泽等少数几人才能比得上。“鲍武襄”三字，便出自他的笔记——《庸盦笔记》与《庸盦海外文编》里。

“笔记”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意谓随笔记录之言，属野史类史学体裁，不像纪传体和编年体那样正式和讲究，但凡见闻、杂录、考订、辨证等等，皆可归入。以薛福成这样资深幕僚出身的堂堂朝廷命官，岂会不知朝廷给鲍超的谥号是“忠壮”？如前文所述，有清一代，仅三个满人于开国之初得谥“武襄”，是二百年间没有一个汉人能得到的美谥，这样的常识，薛氏又岂会不知？

那么他为何犯下一个如此低级的错误？笔者以为没有原因，因为他根本不会、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一个以思想文字为生的人，无论自己的、别人的也好，还是书写的、印刷的也罢，但凡有文字，都会变得特别谨慎和敏感——试想一个从小学习八股文、一辈子都在跟案牍文书、纸笔墨砚打交道之人，是怎样从一个只有秀才身份的落魄书生，进入到时为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幕府，也许就能明白了：若他连这种自撰文字中的低级错误都不能及时发现并改正，他又怎能周旋于曾府七年、李府十年，并得到东主的器重和礼遇、最终获得朝廷任命及重用的？

前文已述，尹隆河之战于鲍超至关紧要。此役简而述之，乃湘军将领鲍超与淮军将领刘铭传相约，于某时某地合击捻军，刘爽约贪功冒进，提前进入尹隆河战场进攻，被捻军打得一败涂地、陷于绝境之时，鲍军如约而至，奋战之下救出刘军。事后刘铭传恩将仇报，诬告鲍超，鲍由是被解职。《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六》有载：“六年（同治六年，1867）正月，（鲍超）抵樊城，闻捻匪至，与淮军将刘铭传约期于安陆尹隆河夹击。铭传先至，为贼所败，夷伤颇重。超至，击贼背，大破之。任柱、赖文光（皆捻军将领）遁走，俘其妻孥，夺回所失军装。超久为名将，铭传后起与之埒。是役超自以转败为胜有功，而铭传咎其后至，李鸿章右铭传，超大愤，称病。迭诏慰勉，曾国籓及鸿章驰书相继。超终乞罢去军，所部三十营，令部将宋国永、唐仁廉分领。诏娄云庆代将，皆虑其军难制，遣散过半焉。”这一段不足两百字的正史记述要言不烦，可以看到，正是刘铭传以怨报德、倒打一耙，导致鲍超蒙冤，含恨离开部队，而经他手创、以他的字“春霆”命名的威名赫赫的“霆军”，亦就此解散。

“鲍武襄”之称，出现在薛福成所著《庸盦海外文编》里，盦，即庵之古字，此书在薛福成病亡两年后的光绪廿二年（1896）刊行。该书收录有《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一文，文中首次将鲍超称为了“鲍武襄”。该文是关于此役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该文成为史家与军事家研究尹隆河战役最重要的史料。

尹隆河之战时，薛福成已入曾国藩幕，他与他的东主及同僚们，对于此战应该有过详尽深入的了解与探讨；当他上万言书一夜成名被延入李鸿章幕府、接触到更多当年的参战人员之后，他对于此战更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故而他详尽地记述了战役由始至终的整个过程，包括己方参战人员的心理变化等，他写道：“然余遇铭军将士及随从刘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战，一败涂地，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霆军拯救之功，实不可忘。议者于是叹刘公始终不肯让人，其气盛不挠，固不可及，而以怨报德为已甚也。”这是一段来自于己方参战人员的谈话记录，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些当年被捻军打得脱了帽子和战袍坐在地上等死的参战人员在数年后回忆起当年的种种情形，对鲍超的救援以及他后来的遭际，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对刘铭传恩将仇报的行为极不以为然，于是形成了众口铄金的“皆云”。甚至其中一些属于军中机密之事，他也记录下来，如“刘公内惭，不可以言。自以訾謷霆军久，邂逅击贼，一败一胜，虑为霆军所笑。益恚不能自释，谋之主文案者，具牍报大帅合肥李公……”——似这等栽赃的密事，除了刘铭传的心腹幕僚，其他外人根本就不可能知晓。毫无疑问，他这么记述是甚有风险的。其时鲍超已死，而生龙活虎的刘铭传（1836—1896）与老当益壮的李鸿章（1823－1901），一个是己方阵营的同僚，一个是自己的老东家兼老领导，他犯得着为了维护一个已死之人的名誉而得罪活着的自己人吗？更何况这两个大活人皆是位高权重之人。这种矛盾的冲突，大概就是他虽然秉笔直书、却在自己生前不将手稿刊行的一种妥协与平衡吧。

当“鲍武襄”之谓再次出现，是在薛福成所著的《庸盦笔记》之中，此书凡六卷，订为史料、轶闻、述异、幽怪四类，此外还有官场、文苑等轶事，及报刊资料之辑录，皆为薛氏平生见闻随笔记载，其体例、分类及编目虽皆由作者亲手所定，然生前亦未刊行，乃由其子薛慈明将遗稿交薛氏门人萧山陈光淞校理，于光绪廿三年（1897）刊行问世，此时距鲍超病故已十一年，薛氏也已病亡三载矣。“鲍武襄”出现在此书“史料”篇卷二的最后一段，一节名为“谈相”的文章中。这一节文字，除描绘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骆秉章、李鸿章、曾国荃等著名人物的外形相貌气质特征外，也刻画了鲍超的风采：“罗忠节公，貌素不扬，目又短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恂恂儒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躯干不逾中人，文弱如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这样的描述在其他的文献之中是不多见的，虽只寥寥几笔，但已历历如见，尤其形容鲍超“文弱如不胜衣”六字，与其他文献记载中鲍超的“粗人”形象大相径庭。文中所称罗忠节公，即湘军陆师早期的名将罗泽南；彭雪琴，即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杨厚庵，即湘军水师另一统领杨岳斌（早年作“杨载福”，因同治帝载淳登基，为避讳“载”字而改名）。薛福成在此处将鲍超这个四川籍将领称为“武襄公”，并与湘军中久为名将的罗、彭、杨三人相提并论，寓褒贬于文中，正所谓“春秋笔法”，其中对鲍超所暗含的欣赏、褒扬之情，尽在笔端。

现下回到钟云舫的楹联本身。钟氏在联中对鲍超极力颂扬与拔高，将其与异代同时之名臣名将相提并论，如上联借取得朱仙镇大捷的抗金名将岳飞、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并以身殉职的张巡、取得顺昌大捷的南宋抗金名将刘锜来与鲍超作陪；下联又将彭玉麟、李鸿章、左宗棠等与鲍超同时代的著名人物拉来与他作衬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钟氏更是用了“葅韩醢越”语，葅醢，即把人剁成肉酱，谓汉高祖刘邦登基称帝之后，清除异姓王韩信、彭越等功臣之事。韩信彭越皆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性人物，作者用此典，即影射鲍超身遭“兔死狐烹”的悲剧。

尤需注意的是，钟氏用了一个生僻的典故来为鲍超鸣冤：“睢盱二五偶”。睢盱一词多义，在此处，犹言聚观、喜悦之状。“二五偶”之“偶”，或钟氏为对仗上联的“扫荡八千兵”刻意用之，盖典故原文为“二五耦”。耦，引申为二人一组之意，而二五耦即朋比为奸、狼狈为奸之意，此典出自《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大意是说，春秋时晋献公当朝，晋国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晋献公的宠妾骊姬勾结献公所宠幸的梁五和东关嬖五，替自己的儿子夺取君位。梁五，嬖五，二人皆行五，故时人将此二人称之为“二五耦”，讥其所行不当。钟云舫用此典，即指刘铭传和文案先生沆瀣一气颠倒黑白诬告鲍超，然后聚在一起幸灾乐祸地看鲍超的下场——而这，恰好说明钟云舫或直接阅览过、或间接听人转述过薛福成《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一文，并对薛福成记述的刘铭传“谋之主文案者”的内情信之不疑，所以才在联中用了“睢盱二五偶”这个典故，否则以他一个江津私塾先生的身份，如何得知这等隐秘的军中内情？推想而知，钟氏联题里所谓的“鲍武襄”，也当来自此文。

《吊鲍武襄》联中“同抱敷天冤恨”句至关紧要，这便是钟云舫和鲍超命运之中唯一的共同点：被人构陷。钟云舫曾被江津知县武文源设计构陷，拘押于成都府巡检司待质所达两年之久，此联序言中所云“久系南冠”即谓此，此联即作于此时——除了这个“冤恨”，二人实无半点相似相通之处，乃真正的“风马牛不相及也”，所以钟氏才会在序中说“故籍此酒杯消予块垒”。

钟云舫对首称“鲍武襄”的薛福成应该有很高的认同感：首先是对他年龄的认同，薛比钟大九岁，这年龄恰如长兄，沉稳持重；其次是对他出身的认同，二人皆是秀才，且薛是二十岁得中（1858），钟恰好也是二十岁得中(1867)；其三，对他兴趣爱好的认同，薛所学甚杂，不乏经世济民的实用学问，尤其对西学素来看重；而钟对西方科技也兴趣浓厚，于数学、物理、化学等皆有涉猎；其四，对他身份地位的认同，作为一个秀才出身的书生，凭自身能力在曾府、李府周旋近二十年，并最终获得朝廷任命成为外交使臣，对于相同学历的钟氏而言，简直便如励志的榜样；其五，对他人格魅力的认同，他秉笔直书的道德观和正义感，让磊落坦荡、嫉恶如仇的钟云舫心仪甚至心折；最后，则是因薛福成对于鲍超不幸遭际的深切同情，让同被构陷、“同抱敷天冤恨”的钟云舫有遇知音之感——综上所论，钟云舫对薛福成的高度认同，让他将称呼“鲍武襄”这种春秋笔法沿用于自己的联题，并排在了联稿的篇首，借此拔高鲍超声誉、为之鸣冤的同时也为自己鸣冤叫屈，借此一浇块垒，笔者认为此推论是当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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